一
“好辛苦啊，等会儿十点还有个电话会议，周五晚上哎，你说我老板是不是有病。”尤美摇着头，长长的银色耳坠轻轻摇摆起来，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拨弄着。
我忍不住去摸自己的耳垂，那里柔软光滑，宛如处女。我甚至都没有耳洞。我注视着尤美轻拂散落下来的头发的手指，她夹起寿司放进嘴里咀嚼时的唇形，她和我说话时娇柔的语气和坚定的眼神，她微微仰起脸的时候，脸上迷茫而散淡的表情，让人直想把这眼前的一切吃掉，吞进肚子里，把她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我想知道还有什么让我们看起来如此不同，那些我没有的，除了我看见的，一定还有什么其它的东西使我和她分别——你知道，人们对女孩常常只有两种定义，漂亮的，和不漂亮的；有魅力的，和没有魅力的。
大约半个月前，我第一次见到李尤美。那天傍晚她被中介带着来看房，我正在满头大汗地整理着搬家要带走的东西，我们互相打量着，她认出我手里握着的书， “Szymborska，”她用好听的英语发音念出辛波斯卡的名字，“我也喜欢她的诗。”她笑咪咪看着我，“文艺女青年。”口气里没有揶揄。那套两居室租金并不便宜，她看了一圈便立刻决定要租下来，走之前她加了我的微信，之后便时常在微信上问我一些关于搬家杂七杂八的问题，“我今天去宽带开户了，接下去做什么？”“电费怎么交？”诸如此类。我不算是个热情的人，这些问题多少有些让我哭笑不得，但李尤美的美貌和自来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起自己三年前大学毕业刚来北京时那副无助的样子，我还是如Siri般一一对她详细做答，如此我们便熟了起来。
前两天她说要请我吃饭谢谢我，我们便约在了她家附近这间小烧鸟居酒屋见面。周末晚上居酒屋的生意很好，坐满了人，弥漫着袅袅的串烧烟雾和新鲜食材的香味，每个人看起来都兴致勃勃，有一种我久违了的享乐感。欲望很久没有这么具体了，喜欢这里就像喜欢尤美一样。她一见到我就给了我一个用力的拥抱，甜美笑着，那股子亲热劲儿搞得我为这顿饭的理所应当不好意思起来。尤美穿着一条精致的小黑裙，身材没话说，化了淡妆，五官更显明艳，身上仿佛有一股湿润朦胧的气息。我扯了扯自己身上的优衣库旧T恤，把趾甲油已经剥落的双脚藏到凳子下面。刚才我们在吧台边坐下的时候，周围的几个男人都转过脸来，我当然知道他们是在看谁。
有的人生下来就是宠儿，有的人一辈子就像个影子，这很公平。
我们坐在吧台前，很快就找到共同话题，热烈地聊了起来。北方糟糕的天气，上升的星座，搬家的辛苦，辛波斯卡，还有那个小气难缠的房东，赞美共同喜欢的人和吐槽共同讨厌的人让我们之间迅速拥有了一种亲近的同盟感。
“前两天空调坏了，我找房东修呢，她叽叽歪歪的，好像是我弄坏的一样，”尤美噘着嘴，“你呢，新家怎么样？“
我苦笑。“卫生间天花板渗水，每天滴滴答答。”
“怎么都这么倒霉？”
“可能新搬进去一个家都需要磨合吧，”我说，“房子也需要适应我们。”
“这个说法挺有意思，”尤美往烤鳕鱼上挤着柠檬汁，“杨柳，你为什么要搬啊，那小区挺好的，搬家多麻烦。”
“我……公司搬了，我想住得近一点。”
“你做什么？”
“我在影视公司上班，”我转过头，死死盯着料理台上那块正在被切割着的三文鱼，“给老板做项目助理。”
“那你可以见到很多明星吧，”尤美露出羡慕的表情，“我工作就很无聊了。”
“也没有，我只见过那个谁和那个——哎，一下子想不名字来了，很红的，我和他们开过会——”我调动着脑袋里储存的八卦胡说八道起来，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引起尤美的重视和兴趣。其实我谁也没见过，我过得糟糕透了。男友三个月前突然搬走，留下一张纸条，说自己更想一个人生活，就和他的所有东西一起消失了，我租不起那房子，只好去五环外一个破落的回迁房小区找了一个不带家具朝北的小开间，搬家加剧了我的贫穷。我在一间三年来从没拍过戏、永远在“打磨”剧本的小影视公司做行政，其实就是打杂兼前台，薪水交了现在的房租就只够吃饭买书，每天接电话收快递，帮大家订外卖复印文件，给老板遛狗做咖啡搞装修，每个星期天晚上想辞职的欲望冲破房顶，又在星期一早晨的地铁里又被挤成碎渣，这份工作唯一的好处就是闲。我终于对尤美闭上了胡说八道的嘴巴，开始专心地吃东西。所以我在上班的时候还能偷偷看闲书写小说，尽管那些小说至今为止都还没有一篇是真正完成的。我只拿给前男友看过，每次看完他都不屑一顾地说写得很烂，但是有进步要接着写，而我就会像个受虐狂般滋生出一股要继续写下去征服他的干劲来。现在我连这个唯一的读者也没了，这微弱的、无用的乐趣便如同漂浮在海面上口水般的肮脏泡沫。
至于尤美，美人儿尤美，她已经说了很多。上海人，天蝎座，独生女，PR总监，喜欢健身，旅行，以及日料，高一就去了加拿大上学，因为受不了多伦多冬天漫长的寒冷，熬了几年，大学一毕业就回了上海工作，最近被猎头挖到这边一家知名外企，于是从上海搬来北京，待遇很好，房租公司报销。看看，我们差不多年纪，她却几乎什么都不缺。很多东西，大概她那样的人只要笑一笑，就唾手可得。
我想尤美是不会理解我的这一切的。我无需倾诉，也从来不认为倾诉是一种美德。
尤美咬着玻璃杯里的吸管，盯着我看：“杨柳，你能帮我个忙吗？”
“你说。”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白色的小信封，说：“帮我把这个交给一个人。”
信封口封着，看上去很薄，很安详。
“你知道的，明天我要去美国总部培训半个月，”尤美一脸殷切，“我都说好了，你打电话和他约个时间给他就行。”
“情书啊？”我嘻皮笑脸。
“情书？”尤美仰着脸大笑起来，肩膀激烈地耸动着，“是我以前的男朋友，他不知道怎么知道我来了北京，有几张照片在我这里，问我讨回去，很急的样子，又不告诉我地址，鬼鬼祟祟的。
“他是找理由想和你见一面吧。”直觉上，我觉得也许并不像她说的这么简单。
“管他呢，我又不想和他见面。”她的吸管里发出了空空的声音。
我想起了消失的前男友，低头去喝杯子里的苏打水挟沙拉里的鹰嘴豆，苏打水的气泡在舌头上噗噗绽裂，鹰嘴豆在筷子下翻来滚去。“嗯。”我点头，“保证完成任务。”
尤美又拥抱了我一下。眼睛弯弯，眉目如画。“叫他索尔就行，Better Call Saul的那个Saul，背面写了他的电话，”她拿起信封递给我，“收好。”
说起Saul那个美剧，我来劲了，“我超喜欢吉米的。”
“我也是，还有Kim，这女人太酷了，”尤美激动地抓住我的手，“你说她后来为什么和吉米分开了？”
“也许是死了，为了吉米。”我想了想说。
“我觉得是因为吉米后来变成了一个像他哥哥那样的混蛋，你不觉得他和Kim之间一直有种很危险的感觉吗？”尤美的口气很坚定，“男人永远都不会长大，只会长胖。”
“是吧。”我附和着，心里却不置可否。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了解男人，我连自己都不怎么了解，大概这就是我写不好小说的一个原因。我只会写奇幻故事里的爱情。我只谈过两次，不，一次半恋爱，还有半次是我大学时暗恋的同系男生。我总是一厢情愿地把那些理想化的形容词安放到对男人的想象上，以至于他们在我眼里总是不切实际地过于完美，我不需要了解他们，我只需要想象他们，当然他们也许根本不会在意我这种毫不起眼的女人在怎么想，前男友那样把“成功”当做信仰的人和我在一起大概是昏了头，所以他走了我并不奇怪。
和男人相比，我觉得女人更无从想象，这是一种行为更为复杂情绪更不稳定的生物，从小到大我很少有亲密的女性朋友，女人嘛，大部分就像我这样，靠直觉生活，不如自己的瞧不上，比自己好的又容易妒忌，一旦不想再讨好对方，我们的友谊会在无情的相互诋毁中迅速破裂，只有尤美这样和我天上地下的，我才会远远焕发艳羡倾慕之心——我怔怔地看着尤美那近乎完美的侧脸，决定还是不告诉她，我觉得她不戴美瞳更好看。灰色的美瞳让她的眼神看上去有些僵硬，瞳仁上有过于清晰的边界，仿佛两颗坚硬的透明玻璃珠，当我注视她的眼睛时，我几乎能感觉到我们中间那块玻璃的冰凉触觉。正如此刻。
“杨柳，你也是一个人住吗？”尤美看着我。
“嗯，前阵子分手了。”
“要是你前男友回来找你，你还会和他在一起吗？”
以尤美的得体，这个问题令我有了点被冒犯了的感觉。
“不会。”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不觉得有谁会真正地，自由地爱上我。
“不说这些了。”
我握着水杯，胳膊上突然浮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一只蟑螂从我面前的吧台木板缝里钻了出来，接着又出现一只，它们趴在吧台上，有透明的棕色翅膀，颤颤巍巍，神经质地摆动着头顶的触须。
“蟑螂。”我推了推尤美的胳膊。
她从菜单上移开目光，茫然地落在我指着的地方。
我搜寻着桌面，想找到什么拍死它们。
尤美叹了口气。“算了，”她说，“北方的蟑螂这么小啊。”
“嗯，比南方的小多了，奇怪。”我吃惊地看着她，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对她的感觉也许是刻板的，标签化的。我以为优雅的尤美一看到蟑螂就会尖叫，至少皱下眉，然后找服务生娇嗔地或是认真地理论一番，而她此刻却像在评论着一只无所事事散着步的麻雀，“这么小啊”。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东西弄死它们。蟑螂抖了抖翅膀，很快消失在木板缝隙里。眼前鲑鱼留下粉色印记的案板，手里泛着金黄泡沫的啤酒杯，齿间沾满了甜酱油和绿芥末的筷子，也许都在黑夜里接受过它们的逡巡。
吧台里的厨师递过来一盘烤好的鸡柳串，鸡柳在灯光下泛着油脂的亮光，散发着诱人的焦香。我突然感到饿极了，那两只从黑暗里走出来的小甲虫一点也没有影响我的食欲。
“不好意思，”那个年轻的厨师从吧台后面探出身来，瞥了一眼正在收银台忙碌的老板，对我们小声说，“今天的金枪鱼刺身不太好，我给你们换成北极贝好吗？”他的视线从我脸上滑过，停在尤美那里，眼睛里闪着讨好的光彩，“我再送你们一份寿司。”
“只要人们一起吃饭喝酒，就是在举行圣餐礼。”我想起了这句话。事物真正的意义总是那些言外之意。我看着手机前置镜头里的自己，单眼皮，大鼻子，方脸，雀斑零零散散，唯一能让人勉强夸奖的是我的额头，还算饱满，但谁会去单独赞美一个人的额头呢。我想起那两只蟑螂在眼前仓皇逃窜的样子，大口地吃起了手里的鸡柳。
二
我给那个叫索尔的人打了电话，和他约好晚上七点在大望路的一家星巴克门口见面。
从地铁出来的时候，路灯已经亮了起来，天空里突然开始飘落细细的雨点，我没带伞，到那里时头发已经有点濡湿。也许是因为周末的关系，行人和车并不多，路边停着的一辆漂亮银色跑车相当招摇，仿佛是从科幻片未来世界里跑出来的道具。我把绑着的马尾松开，一边用手指梳着头发，一边站在门廊下四下张望着，猜测着谁会是那个索尔。电话里他的声音很低沉，似乎情绪不高，只是“嗯”、“好”地说着最简单的字。见不到尤美，他一定很失望吧。
一个男人向我走来。
“你是……”
“啊？嗯。”我有点意外这个索尔的年龄和样子。他看上去有些疲惫，四十多岁，也许已经五十岁了，穿着黑色的衬衣和牛仔裤，身形削瘦，眼睛在黑眼圈的包围下微微凹陷，像个少数民族，有些花白的头发五五分开，垂落在耳朵上方，按说这种发型会让人显得傻里傻气，但他没有，他看起来很儒雅，我几乎立刻想起了坂本龙一。
“东西呢？”他问，眼睛看着我身后的什么地方。他的个子很高，脸上没什么表情，和他说话的时候我得仰着头，也许是因为坂本龙一，我竟然有点紧张起来。我从背包里拿出信封，递给他。
他撕开信封，里面露出了几张照片，他一张张看着。雨突然大了起来，噼里啪啦落在地上，两个没带伞的行人跑进了门廊里。起了风，雨被斜斜地吹进来，小腿上感到了一阵密集的湿润，我往门廊里面又退了退。
他把照片放回到信封里，“她说什么？”
“没说什么，就让我交给你，你是她——”我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他的脸色看上去很阴沉。
“你们想要什么？”
“我们……什么？”
“你们想要什么？”他加重了语气，嘴角涌出一丝似有若无的讥笑。
我像个傻瓜一样看着他。
“你不知道吗？”他挥了挥手里的信封。
莫名其妙。
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并没有相信我说的。
“我当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嗓音失控地尖利起来，这是我对一个陌生人表示愤怒的极限了，“尤美要我帮忙，我觉得只是举手之劳，就帮她送一下，就这些，我可以走了吗？”
可是走不了。雨越下越大，此刻简直倾盆，水幕般喧嚣砸落下来。门廊下又挤进来几个躲雨的人，我不得不往他这边又靠近了一些，然后转过头去焦躁地看着路边。
男人没再说话，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前男友果然都很让人讨厌。我长长地呼了口气，空气清冷，水花翻溅，有夏末奄奄一息的味道。我决定回家。尤美此时应该还在飞机上，我要给她的微信留言，告诉她东西已经转交，然后我得问问她，那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而那个叫索尔的男人在大雨里又慢慢走了回来，向我走来。我瞪大了眼睛。
他走到没有雨的地方。“要是没事的话，一起喝杯咖啡？”他问。口气比刚才缓和了很多。他也没有带伞，头发和衣服已经被雨淋湿了，瘪瘪地贴在身上。见鬼，我竟然觉得他看起来有些失魂落魄。
我点了点头。我想那是因为大雨和好奇的关系。
“男朋友？”索尔皱起眉头，往椅背上靠过去。他看着我，似乎在辨认着我的表情和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关于那天晚上的情形。我坐得笔直，毫不示弱地迎着他的检视。
仿佛关闭了什么或是开启了什么，他转过头去沉默地看着落地玻璃窗外，肩膀上还有没有干透的水迹，半干的头发毛茸茸的。我一边大口喝着热咖啡，一边从杯口窥视着这个男人，他没有表情的脸和雨天很般配，坚固融化，往下走，柔和、困惑，和尤美一样，他也是那种无论在哪里都无法被别人忽视的人。
落地玻璃窗外的道路一片氤氲，大雨还在下着，油迹般的灯火融化在水里。路上的交通已经开始混乱起来，远处的车辆在漫长的队列里缓慢地移动，滴滴上有一百多个人在排队等车。这间星巴克里的空调温度开得太低，我坐的位置又正对着风口，胳膊上起了一阵阵鸡皮疙瘩，我把双手抱在胸前，徒劳地抵御着寒冷。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呢，我想回家。
索尔突然站了起来，“我们换个座位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挪开了身后的椅子，我只好也站起来，手忙脚乱拿起杯子和包，跟着他坐到边上的一张桌子。
他拿起杯子喝咖啡，“不好意思，我忘了你的名字。”
“我叫杨柳，那个……是我的。”我指着他手里的杯子，鬼使神差脸红起来。他应该是相信我了吧，换位子这个举动，让我感觉到了自己的被尊重，并且，他的教养其实并不差。
“对不起，”索尔连忙把杯子放到我面前的桌上，“不介意吧？”
我摇摇头。
“之前以为你们是一起的，所以说话态度不太好，不好意思……我想你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说的不是真的，”他注视着我，嘴角那抹淡淡的讥笑又回到了他的脸上，“她骗了你。”
对他的话我并不感到吃惊，我知道尤美一定是对我隐瞒了些什么，但也许是因为还未来得及对这一切做出判断，我心里并未涌起任何愤怒的情绪，我只是觉得尤美这么做也许有她的理由。在我心里隆隆作响的，更多的是因为好奇带来的隐隐兴奋。我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胳膊上的鸡皮疙瘩又浮了起来。
我在等着他对我说点儿什么。
接下去的几分钟里，索尔用他简洁的语言告诉我，十二年前他独自一人移民到多伦多，妻子在国内。他认识了一个叫李尤可的女孩，那一年尤可17岁，他36岁。尤可和她的双胞胎姐姐尤美住在一个白人家里，她们每周去他的画室学油画，尤可在美术上非常有天分，是个很安静的女孩。她喜欢他，他很孤独，于是他们在一起了。第二年，妻子办好了所有手续，即将到加拿大和他团聚，妻子为他付出很多，他必须和尤可分手。尤可无法接受，闹了很久，他只能越来越决绝，在妻子到来的前一个月，他彻底地和尤可谈了一次，用非常冷酷的方式。过了几天，尤可在汽车里烧炭自杀，留下遗书，说自己有重度抑郁症，但遗书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他，也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一句话。三年后，他和妻子离开加拿大回国发展。就在一个星期前，他突然接到尤美打来的电话，说有东西必须要交给他。然后，就有了今天，那个信封，那些照片。
“是我和尤可的照片，一些亲密照片。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拍的。”索尔从后面的牛仔裤兜里摸出那个白色的信封，放到桌上。
信封已经被揉皱了，上面有一些可怜巴巴的斑斑水迹。
“你想看吗？”他问。
我觉得这个问题怪异又可笑。
“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谨慎地看着我，“不是那样子的。”
我感觉到自己的脸又红了一下。我的确想象了一些所谓亲密的画面。
“我说的都是真的。那时尤可经常为了这件事和她姐姐吵架，尤美也找过我，但是——你知道，恋爱——”他的喉结蠕动，皱纹盘旋，说出这两个字让他显得非常难堪，“恋爱中的人总是这样，我们也分开过，但是……我知道尤美也许会恨我，但我没想到她会用这种方式突然冒出来。”
“毕竟，已经过去十二年了。”他的眼睛没有焦点地看向远处。
“中间她都没有找过你？”
“没有。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忘记。”
我咬着嘴唇，“她为什么要找我做这件事？”
“……可能刚好遇到你吧，”索尔收回视线，看着我，目光闪动起来，“杨……你能帮我个忙吗？”
我头大起来。为什么都要找我帮忙？我可没忘那天晚上尤美对我说过这句一模一样的话，眼前浮现出她美丽的脸，晃动着，那个晚上，热气腾腾的居酒屋，我回忆着每一个细节，如果索尔说的都是真的，一切毫无破绽，我看不出尤美有任何企图摆布我的样子，也许是我真的太迟钝了，我太想让尤美喜欢我了。
“你能帮我问尤美，她那里还有其它照片吗？她到底想要什么？钱？多少？”索尔把双手撑在桌子上，靠近我，声音低下去，“当然——不是以我的口吻。”
“你为什么不自己问她？”
“我不能。”
“为什么？”
他盯着我。“这对我很重要，如果你需要酬劳的话，你说。”
我笑了，笑我自己。我是挺需要钱的，不过我一点也不想掺和这件事。
窗外的雨已经小了很多。我站起来，控制自己不去注意索尔的一脸失望，说：“我还有事，先走了。”
拿起放在地上的背包时，我的胳膊撞到了咖啡桌，桌子晃了一下，那个信封落到了地上，照片从里面滑落出来。我连忙蹲下去捡信封，在把照片塞回去的一瞬间，我无法回避地看到了照片里的脸。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在床上紧挨着的脸——那的确是些很亲热的照片，男人睡着了，在女孩自拍的角度下，两人在白色床单下紧紧环抱，女孩笑着，把脸埋在男人的脖子和肩膀间，但都只拍到了裸露的肩膀那里，远远说不上不堪入目，从照片里我能感觉到女孩的甜蜜，但令我吃惊的是，照片里的女孩显然和尤美长得并不像。12年前的索尔相当帅气，而女孩却只能说长相平常。
我摇摇晃晃站起来，把信封放回桌上。“你说她们是双胞胎？”
“是的。”
“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几乎……一模一样。”
我舔了舔嘴唇，小声嘟囔着：“可是，我认识的尤美不是长这样的。”，
索尔一脸惊讶地望向我。
带着巨大的恍惚，走到门口的时候，我一头撞到玻璃门上，立刻发出了一声坚硬的重响，整个咖啡馆的人都看着我。我摸着右边脑袋，那里一片麻木。服务生惊慌失措地向我跑过来。我尴尬极了，摆着手像做错了事般逃离了那里，我没有理由这么狼狈的，但似乎常常不管发生什么，最狼狈的那个人总是我。
空气里飘荡着微弱的雨丝，湿润清凉。鼓起的包疼起来，我站在路边，在交错的灯光里眯起眼睛。“疼吗？”我才发现索尔也跟着我出来了。“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吧。”他关切地看着我。“不用，真不用。”“那我送你回家吧，怎么说也是因为我撞的，”他往前走，“我去取车，你等我。”
两分钟后，我惊讶地看着路边那辆科幻片里的银色跑车缓缓停在了我的面前，索尔从车里走下来，帮我打开车门。“今天限号，只好开这个坐着不太舒服的车出来了。”他说的很真诚，没有一点炫耀的样子。
果然，跑车里的座位很低，很硬，空间也很小，一切也许都是为了速度而不是舒适设计的。我小心地掩饰着自己的不现实感，不想让自己看起来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但车里的空气似乎变得可感，在鼻腔里硬硬地摩擦——秘密，谎言，跑车，“坂本龙一”的殷勤——如果一切都是真的，又或者一切都是假的——我假装平静地看着窗外湿漉漉的街道，有一种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的预感。
脚底下似乎踩着什么东西，我弯下腰，从座椅下面摸出一本时尚杂志，是上个月的《GQ》，封面已经被我踩得皱皱巴巴，上面印着一张似曾相识的经过精修后光滑的脸。我瞥了一眼正背对着我付停车费的索尔。没错。是他。索尔穿着一身考究的黑衣，表情严肃，站在一个白色房子里，身后是一副巨大的暗蓝色油画，画的上面压着封面文章的标题：《温让的艺术十年和苏富比记忆》。温让。索尔叫温让——我听过这个名字，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前两年还出过一本和艺术鉴赏相关的杂文集，一度相当畅销。
索尔关上车窗，发动了汽车。我把那本杂志悄悄塞回到座椅底下。像被什么厚而粘稠的东西从头浇到脚底，整个人热乎乎地搅拌着，拧得紧紧的，头突突突疼得更加厉害了——当一个人出现在时尚杂志封面上时，他就成为了一个符号，是某种充满了成功意味的象征，就像他们印在进口铜版纸上闪着光泽的脸一样，那个形象无懈可击，光滑地和世界嵌接着。他们生活在一个我看不见也想不到的地方，一个地铁和公交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而这样的一个人刚才喝错了你的咖啡，给你看他十几年前隐私的照片，然后咧着一个黑色的大口子请你帮助他——我仿佛站在一个充满隐秘意象的世界门口，欲望不期而至，蠢蠢欲动。
跑车像怪兽般嘶吼了几下，冲了出去。
夜色在潮湿的街道上弥漫着，环路两边的灯火寂静无声。我们各怀心事，没有人说话，沉默令我紧张。两个红灯之后，索尔打开蓝牙开始放他手机里的音乐，听上去像是肖邦的夜曲，舒缓的音乐之下，我终于平静了一点。
我在索尔身边小心地百度着温让这个名字。他的信息有很多。从加拿大回来以后，他赶上了当代艺术最火的那段时期，发展得十分顺利，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拿了一些国外的奖，在苏富比拍卖出国内顶级价格的油画。他画一些变形而色彩鲜艳的人物，赤裸的男孩女孩，在最日常的生活场景里，表情冷漠，看上去荒诞而情色。在浏览了十来条报道之后，我看到了他一家人的合照，他和他的妻子，一个脸型圆润柔和的中年女人，还有一双他们的小儿女，一家人在开满绣球花和玫瑰的别墅花园里温柔地笑着。那是去年一篇杂志上关于情人节的报道，采访了一些名人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那些故事在我看来多少带着些表演性。索尔的妻子两年前得了乳腺癌，这两年来一直在和癌症抗争，他讲他和妻子去日本治病的经历，十分艰辛，“对们我来说，每一天都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当下。我们的悲喜背对整个宇宙，却面对着现实里的每一次呼吸。”他在采访里说。
肖邦的钢琴曲戛然而止。我放下手机，所有的不现实感在那一刻消失无踪。
这辆车停在我家破小区的门口很是招眼，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要转过头来看一眼。我收起手机，脸上不由地换了一副矜持的表情。
索尔的手搭在方向盘上，视线从挡风玻璃转向我的额头。
“还疼吗？”
“还好。”
“家里有冰块的话敷一下，早点睡。”
“我可以帮你问尤美。”我脱口而出。
他脸上闪过一丝惊诧。
“不过，就到此为止，以后你们的事就别找我了，毕竟……也不太好。”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谢谢你。”
索尔整个人看起来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不舒服的话给我打电话，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他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头发，突然开始端详起我的脸。“你的额头很漂亮。”他说。
我慌乱地把脸转了过去。我要晕了。
下车之前，他叫住我。“别告诉别人，这件事。”
我推开一半的车门停在那里，转过头问他，“你会恨尤美吗？”
“不，我承担我应该承担的，不过——”他笑了一下，法令纹括着的嘴角里似乎有一点点对这个问题的不耐烦，“——有的事你只要醒过来，其实可以先忘掉。”
忘掉什么？尤可吗？听起来那更像是为了给自己和尤美找台阶下说的话。我用力关上车门，绕过一个污水横流的垃圾箱，走向小区大门，回头看，那辆银色的跑车还停在那里，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个触目惊心的惊叹号，标注着这个怪异的此时此刻。
我决定了，也许我能阻止这件事走向一个糟糕的方向，也许我能“拯救”尤美和索尔免于陷入一种不必要的狰狞破坏，我竟然拥有了一点控制这件事的可能性——这听起来也许很可笑，但我的确是这么想的。我不怀疑这里面有讨好他们的意味，我甚至不无羡慕他们，有人曾经使他们的灵魂蒙上阴影，他们激烈地生活过，我没有过那样的人生，我也永远不会成为尤美和索尔那样的人，我的生命里至今为止只有平庸、温顺和微小带来的空白。而现在，此刻，我被自己奉献的愿望感动着，胸腔里鼓鼓的，蹬在昏暗楼梯上的每一步都梆梆作响。
三
卫生间天花板上每隔一分钟会滴下一滴水，落在我放在地上的塑料盆里。我躺在床上，在黑暗里数着水滴的声音，毫无睡意。半边脑袋依然隐隐作疼，是今天发生的一切给我的馈赠。数到一百的时候，我忍不住又拿起手机，快十二点了，纽约比这里慢十二个小时，尤美还没有回复我的消息。我点开她的朋友圈，和我一样，她设置了朋友圈三天可见，里面一片空白。她的头像是她美丽的侧脸，微微低着，头发垂落在半边脸颊上，像个忧郁的女明星。可是她是谁？凝视之间，我对自己也怀疑起来，我在尤美的眼里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和我以为的自己是一样的存在吗？
以前睡不着或者心里特别烦的时候，我会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搬过来之后，一直提不起劲打扫，白天朝北的屋子里没有阳光，总是阴沉，昏暗令人得过且过。我放下手机，决定下床，穿上围裙，戴上橡胶手套——家里其实早已经脏乱得令人难以忍受了。我擦了两遍地板，抹去所有家具和角落的灰尘，把扔得到处都是的衣服折好分类按颜色挂起来，再把洗衣机里装脏物的小袋子拆下来，用刷子刷干净每一个细孔。屋子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和自来水的腥味，所有的地方都变得一尘不染，在灯光下发着闪亮的白光。凌晨三点半，我满意地看着这一切，带着掌握了一切的幻觉，一头倒在床上，睡了过去。
手机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是早上八点，尤美发来了视频请求。
“把你吵醒了吧？对不起对不起。”视频里的尤美坐在一张桌子前，一只手托着下巴，对我笑着。那边已经是夜里了，她的房间里光线昏暗，只开了一盏台灯。她卸了妆，眉眼素净，看起来有令人怜惜的憔悴——我的感觉就像是第一次见到她，这时候可以发现，她和照片里的那个女孩子说不清哪里有一点点重叠的感觉。
“累死了，”尤美调整着手机在桌上的位置，“看到你的留言我一下课就回酒店了，发生了什么这么急？”
“我见到索尔了。”我闻到自己嘴巴里的口气。还没完全清醒，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嗯。”她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们沉默着，仿佛一种对峙，等着谁先开口。我靠在床头，用力搓了搓脸，企图把还在飘散着的魂魄聚拢到手里来。
“你想不想看窗外纽约的夜景？”尤美淡淡笑着。
“为什么要骗我？”在她的似笑非笑面前，我的愤怒莫名涌了上来。
“你知道了？”她还是笑着。
“杨柳，我很抱歉，我不希望你牵扯到这件事里来。”
“是吗？你真好，”我忍不住也笑起来，“你知不知道如果索尔找警察——”
“不会，他不会的，”尤美打断了我，“你觉得我要敲诈他？我是为了钱？”
“那是为了爱和正义吧。”我刻薄着。
她一动不动靠在椅子上，双手抱在胸前，那是一种防卫的姿态，那双没有戴美瞳的眼睛里闪动着漠然的光。
我有些厌烦地移开手机。我意识到，她根本不在乎我的反应，她早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必然会发生的。
她的声音从我的手心里慢慢飘出来，“在上海的时候，我整理搬家的东西，在一本旧书里发现了这些照片，十二年了，我几乎已经忘了那个人，或者说因为记得太清楚而以致于忘记，”她冷笑，“他一定和你说是尤可主动的吧。”
“可是这些事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把手机举起来，大声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看起来像个傻子？”
“对不起，我真的只想让你转交一下而已，在这里我只有你一个朋友，我不知道他的地址，”她看着我，“杨柳，你是个好人，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自己一定要、必须做这件事不可。”
好人？我替自己感到悲哀。好而无用又可操控的人。
我仔细地看着她的脸，那张脸上漂亮的五官，此刻显现出一些说不清的别扭。
“你真的是李尤美？”这个问题让我觉得此刻的对话非常荒唐。
“当然。”
“可是你长得——”我突然意识到什么，闭紧嘴巴。
“我整过容。”
脑袋上那个鼓起的包又一跳一跳疼起来。我瞪着她，说不出话来。
“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告诉你为什么，”她没什么表情地说着，“我父母在我初中的时候就离婚了，为了财产分割闹得很难看，后来我妈嫁去了美国，我爸做生意平时很忙，基本见不到，我们和后妈关系也很糟糕，有了弟弟之后，我爸就决定把我们俩送去加拿大上学，托给他的一个生意伙伴照顾……是我没照顾好尤可，是我拖着她去那里学画的，她比我有天赋，比我画得好，比我更投入，我甚至妒忌过她……尤可去世之后，很长时间，每次照镜子我看见自己的脸我会想起她，我就像她的影子，不，是她就像我的影子，有段时间我出现过幻觉，一照镜子就看见尤可站在我身边，甚至我会和她说一会儿话，后来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再下去我也会疯掉或者自杀……我得活下去。”
我握紧了手机。
“我照我妈的样子整的，她年轻的时候长得很美，她以前是演员，可是我和尤可长得完全不像她，小时候她老是说我们难看，不像她生的，说为了我们她放弃了演戏，后来我一看张爱玲的《小团圆》就明白了，我妈就是蕊秋那样的人。上大学之后就没再要过我爸的钱了，我有奖学金，也打工，还当过一段时间的伴游小姐，”她停顿了一下，肩膀松下来，“不上床的那种。攒到了足够的钱我就去整容，我拿着我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对医生说，就照这样整。你看到了，我的运气不错，手术都很成功，我终于像我妈的女儿了，后来回上海，我爸一见到我就气疯了，但我很高兴，他再也不能只看见他想看见的东西了……至于我妈，她后来又离了两次婚，金融危机的时候几乎破产，现在在唐人街的餐馆里打工，对了，这次来美国我打算去见她，你说，她看到我的样子，是会高兴还是生气？”
我不敢看尤美的脸。我一点也不想听到这样的故事，但我比刚才冷静多了。
“是不是太狗血了？我们一家人都很狗血。”她低头笑，摆弄自己的手指。
屋子里一阵寂静。我们都没有再说话，在这长长的沉默里，只有卫生间里的天花板上依旧传来滴答滴答的水声，简直就是唯一还在这人间传递着的声音，像要凿穿屋顶。一会儿我一定要打电话给房东，绝不能再拖下去了。
“你不应该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我终于打破沉默。
“惩罚？没有啊，”她抬起头，“我现在过得挺好，除了工作有点烦人，整容之后，整个世界都变得对我友善多了，你知道吗，整容会上瘾，我好不容易才阻止自己要继续整下去，大部分人都很肤浅的，他们只能看到那些最光鲜靓丽的东西，他们只相信自己肉眼看到的东西。”
“接下去呢，你什么打算？”我想起索尔和他的妻子。
尤美的眼睛眯了起来，一贯的散淡和满不在乎又回到她了的脸上。她依旧美丽，在这张精巧的脸上我依然看不出什么刻意的线条和痕迹，这几乎是上天的另一种眷顾。
“你知道吗，操控一个人的情绪比使用暴力有快感得多。”她向我扬起下巴，嘴角滑过一丝狡黠。
我把手机丢到床上。心烦意乱。
“杨柳？”
“在。”我对着空气说。
“其实我不需要和你解释这些，关掉手机，我们就可以谁也不认识谁，但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告诉你。”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我无力地问。
“你不会明白的，你这样的人，一定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
“可是我也被抛弃过！”我喊起来。
“那算什么，你不就是失恋了吗？你男朋友来找过你。”
我一把抓起手机，看着她。
“就几天前吧，他以为你还住在那里，他说你把他的微信和电话都拉黑了，找不到你。我说你搬走了，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你，他说想对你道个歉，希望你能原谅他，不要恨他。”尤美的脸在灯光下晃动着，突然绽放出笑容，“我没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值得你再去花任何时间想和他有关的事，我一看他看我的眼神就知道，你不用再去想了，所以我替你做了决定。”
我小声哭了起来，觉得自己真的很没用。尤美从头到尾一直都没有掉过半滴眼泪。
她静静地听着我哭，不说话。那时间并不长。我开始擤鼻涕，抓过床头的纸巾，然后把手里的最后一张纸巾用力扔到地上，像是在为过去的几个月做一个自以为是的结束。然而心底那部分是硬的，我并不是在为那件事感到悲伤，我难过的是我因为尤美的话哭了。
“还有…….”她说。
“什么？”我吸着鼻子。
她沉默了。我把脑袋向手机屏幕探过去，看不见她的脸。“什么？”
“对不起，我想静一下，等会再找你。”
尤美挂断了视频。
我呆呆地看着屏幕黑下去的手机，一头倒在床上，抓过被子蒙住了自己的脑袋。
并不真正置身其中的我没有建立对这件事里任何一个人的同情或者厌恶，我的道德感很模糊，这也许不是什么糟糕的事。我只是感到愤怒，对所有一切的愤怒，甚至连那愤怒也不属于我。我谁也帮助不了，我对自己的无知和弱小失望透顶。
我一把掀开被子，大口呼吸。灰尘的颗粒在薄弱的光线里急速飞舞。
四
给房东打完电话之后，我给自己做了简单的早午餐，两个白煮蛋，两片烤吐司，一杯挂耳咖啡，一个苹果，我一向吃得不多。在吃最后一口烤面包的时候，手机里进来了一条尤美的信息：对不起，我很累，先睡了，以后再聊。
我回复，好。又想和她说点什么，又不知道和她说什么。也许尤美不会再找我了，我有这样的预感。我拂去腿上的面包屑，打开电脑，开始写一篇小说，和尤美结束对话之后，这个故事突然开始在我的脑袋里盘旋着，我不得不马上试着把它写出来：深夜，一个年轻女孩疲惫地加完班回家，在空荡荡的末班地铁车厢里，只有她和一个拄着拐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老妇人跌倒了，女孩扶她起来，她觉得老妇人似乎在哪里见过。这时地铁突然出了故障，她们被困在昏暗的地铁车厢里，俩人交谈起来，不知不觉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得到的和失去的，她们的故事听起来似乎完全不同，却又渐渐重叠起来。当地铁重新启动的时候，女孩发现这个老妇人就是年老时候的自己，而那一刻，坐在她对面的老妇人却已经安详死去…….
30平米房间的窗外，天色忽明忽暗，云像鸟腹上层叠的羽毛般飘移着，是介于晴朗与阴霾，夏天和秋天之间的好天气。无悲无喜，没有焦虑和犹豫，没有杂乱的心思，这个故事和我以前写的那些奇幻元素的小说不太一样，但我却写得出乎意料地顺利，我知道自己抓住了一些我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尤美尤可和她们的影子在我的眼前闪动，那些总是做着看起来不那么正确的事的女孩——她们总是存在的，拥有着一些共同的波动，母亲，女儿，妻子，女友，职员，伴游小姐，为面容焦虑的女人……似乎有谁在抓着我的手，几乎不需要思考，我不能停止地敲打着键盘。
傍晚，当天完全暗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几乎写完了故事的初稿，这时索尔打来了电话：你的脑袋还好吧？我摸了摸那个包，还是鼓鼓的，像块石头，我都快忘了。没事了。我说。他问，和尤美联系了吗？我把早晨的对话和他说了一遍，听到尤美去整容的时候，他“哦”了一声。我说，没能帮你问清楚，不好意思。他说，没事，我自己来处理吧，谢谢你。然后他沉默着，我走到窗边，听到电话那头一直传来小孩的嬉闹声。他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弄成现在这样很可笑？我想了想说，我觉得我比较可笑，不过，逃避不是办法。他又沉默了一会，说，改天请你吃饭。他挂了电话。
暮色之下，灰色水泥的小路和单调毫无美感的楼群，走过的每个人都像一个暗哑的谜语。我站在窗前，呆呆看着他们，吃惊自己为不知道和索尔一起吃饭时该穿什么衣服而发愁起来，他的手仿佛放回到了我的头发上，顺着头发滑落到脖子上，衣领下面，这让我同时感到恶心和兴奋，那看不见的堕落的快感，呼之欲出。
就像我预感的那样，那天之后，尤美没有再出现过，她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两个星期以来，我给她发过几次微信，没有任何回复，电话转到了秘书台，我留了言，那些语音随即蒸发在空气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我写完了那篇小说，初稿有两万多字，是至今为止我自己最满意的一个故事，至少，它是完整的。我很想把小说拿给索尔看一下，我希望他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个读者，我看了他写的那本杂文集，写得很好，他是能读懂这个故事的人。我也很想知道他和尤美的事后来怎么样了，他是怎么处理的，但他也许很忙，一直没有再打电话给我。那天下午我鼓起勇气给他打电话，他没接，我想也许他没有听到，过了五分钟我又打了一次，他接起来，告诉我他在工作，回头打给我。
然后他像尤美一样，也消失了。
他们都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尤美，索尔，前男友，还有我脑袋上的那个包，渐渐地，也以不知道什么样的运行方式消失不见了，仿佛一切从未发生，没有人靠近过，没有人摸过我的脑袋，也从来没有人需要过我，说过我的额头很漂亮，也许他们都在努力地忘记我，如果不是那些偶然，我们本不可能相遇，我根本不会遇见他们那样的人，亲近与信任都只是我一厢情愿的错觉，更糟糕的想法是，也许那件事根本只是个玩笑，一个恶作剧？不，我不愿意承认，一切只是因为我不再重要。我感到了一种深切的愤怒，无论是在知道尤美骗了我，还是索尔对自己的身份有所保留的时候，我都未曾有过一丝一毫这样的愤怒。他们的消失让我感到羞辱，充满了挫败的孤独感，这些日子里，我像一个强迫症患者般每天在网上搜索好几遍温让这个名字，我期待又害怕看到他的新闻，但如果他真的因为那件事而遭受到了公开的羞辱，我会觉得那很公平，并且更加为那个叫尤可的女孩感到悲伤和难过，她不会想到自己的死会成为一支利箭，在若干年后，刺破她想保留的最后一点尊严。
于是我很快说服了自己，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遗忘是把自己置于安全之中的最简单方式。我克制住了去尤美家敲门和给索尔打电话的念头，回到了自己的狭小世界和简单的人际关系里，继续做着那个静静微笑的行政职员，有时我会去招聘网站上浏览招聘信息，虽然那几乎是徒劳而无用的。每天朝北的房间依然没有阳光，我还会在深夜突然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唯一的变化是，卫生间已经不再滴水。那篇小说没有继续修改下去，有时我会拿出来再读一遍，却发现那些文字里曾经散发过的光芒似乎也已经消退，它变得暗淡，平庸，不值一提——就像我一样，毫无意义地存在着。
但生活就像一个不断挑逗你，若即若离的坏蛋，一个星期后，我在下班拥挤的地铁上收到了一条短信：“杨柳，有件东西给你，放在火车南站南面的寄物柜里，25号，密码是2373，请一定去取。尤美。”
在一排橙色的寄物柜前，我看到了25号。在最下面，最大尺寸的柜子，放得下一个28寸的旅行箱。
我拉开柜门，看到里面放着一只很大的黑色牛津布袋子。慢慢拉开袋子拉链，把头探过去，袋子里被一整幅蓝色调的油画撑满了，厚而层叠的颜料，看不清上面画的是什么，画框的最上面上用透明胶粘着一个白色信封，我取下那个信封，看到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信打印在白色的A4纸上。我松了口气，如果是手写的，我会以为那是遗书。
“杨柳，我已经离开北京，辞职回上海了。原谅我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出现，在纽约的半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我需要一个人想清楚该怎么做。
那天和你通话之后，第二天我去见了我妈。她老了很多，很憔悴，一点也不像我记忆中的那个美人，我在餐馆外面犹豫了很久才确认那是她，但她一见到我就认出了我，抱着我哭了很久，说实话我很尴尬，但那一刻我知道她需要我比我需要她要多得多，这让我感到快乐，而胜利者的姿态自然更容易做到好看，后来在美国的那些天里，我和她几乎每天都会见面，一起吃饭，我们聊了很多，当然，也吵了好几次，但这一切都很真实，真实到我怀疑它的真实。我很像她，除了外貌。对于我的变化，我们都不会想到，她只是说我变漂亮了，哈！14岁以后她只见过我两次，她对我样貌的记忆模糊很正常。这就是我的母亲，可是这就是我的母亲。
我喜欢纽约，对那里有莫名其妙的归属感，无论是多伦多还是上海，都没有给过我这样的感觉，以及，培训的时候我认识了Joe，一个很可爱的加州男孩，当然，他并不重要，只是纽约对我来说意味着一个不算糟糕的开始，一切新的关系，和对目前一切疲惫的中断。我已经在办移民的手续，但没打算和我妈住一起，不过有我在，她会过得好一点。
那个人到美国来找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可怕。他很聪明，在纽约我们似乎变得更陌生，他请求我原谅他，说他妻子得了癌症，可能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他不想她再遭受到任何打击，如果我要惩罚他，报复他，可以在他妻子离开之后对他做任何事。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厌恶和那件事有关的所有事，老实说，我并没有产生同情的感觉，我将这一切视为一种KARMA。我放弃了，不是原谅，是放弃，我还软弱了，也许有了母亲和喜欢的男孩我变得更软弱了，每一个想要“报仇”的人都是一个可怜鬼，失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承认了这一点，一切都只能诉诸于KARMA。我想了很久，决定继续尊重尤可的意愿，永远，不再提那个人。
最后，那件本来要告诉你但一直没有说的事是，尤可去世之前的前几天，我和她曾经大吵一架，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我很生气地对她说，你这么爱他怎么不去死呢，你死了她也许就能一辈子记住你了。所以即使我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我的脸，颠覆了那个人的生活，我也无法改变我说过这句话的事实，而这个事实除了我，和任何人都无关。没有人能原谅我。当我拿起一支枪对着别人的时候，潜意识里我更想做的，其实是调转枪头，毁了自己。也许有一天我会这么做，但现在，我决定面对生活里这个新的连接，我试试，去纽约生活试试，我想之后尤可会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走之前本来想和你见一面，但又觉得不应该用这些再打扰你的生活，我对把你拉到这件事里一直很歉疚，不见你能让我的歉意退散一点：-）如果你依然介意，我不会感到奇怪。包里的那幅画是那个人寄给我的，他说画的是尤可。我无法保留这个东西，也无法丢掉，所以我想把这幅画送给你，你不必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处理。
有时候你的样子会让我想起尤可，你们笑起来的样子有些相似。我们不会互相遗忘，也不会忘了辛波斯卡，对吗？祝你一切都好。谢谢你。
尤美
9/15/2018
我拿出手机查了一下，“Karma”是“因果报应”的意思，然后我把信又读了两遍，一个字一个字。我把信折好，放进自己的背包里。我比自己想象得要平静，但是感到尴尬和窘迫，她把处理这幅画的权利交给了我，因为那也许仅仅只是比扔掉好一点。事情并不复杂。
我把那个黑色的大袋子慢慢从柜子里拖出来，并不沉。一些人经过我的身边，一些人走在我的身后，他们发出咯咯的笑声，他们沉默地注视着自己的手机，他们相互握手，拥抱，有人瞥了我一眼，有人险些撞到我，但没有人知道此时此刻、现在我拿着的这件东西和一个秘密，一桩未曾发生的丑闻，一个埋葬了自己的少女有关。
我大步往前走着，右手紧紧拽着两条黑色的背带，袋子在光滑的地面上发出哗哗的摩擦声。周围的一切都是放大的，并不匹配于我。那幅画也不应该属于我，一想起那上面画的是什么，我就觉得自己拖拽着的仿佛是尤可的尸体——它虽然源自一份并不深刻的歉意和居心的收买，但它标价上列出的数字却十分昂贵。
我已经想好了，当我读完那封信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我要卖掉它，我大概知道这幅画能卖多少钱，然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辞职，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去写小说，我会先完成那篇小说，再投稿给任何有可能发表它的地方。第二件事是，我要预约一个整形医生割双眼皮。我也会拥有一双和尤美一样漂亮的眼睛，或者更多。
我知道，从我走出火车站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第一次进入了不再相信任何人的生命循环，再也不会有人随随便便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我已经忘了我是怎么得到这幅画的，索尔说得对，有的事你只要醒过来，其实可以先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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